在故宫慈宁宫东南角的一片空地上，考古探沟静静延展。五年间，这里没有轰鸣的机械，只有刷子轻扫泥土的细微声响。自2020年10月起，故宫考古研究所对造办处旧址展开系统发掘，揭开了紫禁城地下跨越七百余年的历史层积。这片曾是清代皇家手工业心脏的土地，如今以1:1复原的地层剖面，向世人展示了一座“地下紫禁城”的完整编年。技术手段的革新同样值得关注。项目运用浮选法提取植物种子，鉴定动物骨骼种类，甚至分析砖瓦上的“戳记”——如“嘉靖十三年”字样，还原明代烧造管理体系。这些细节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宫廷营造图景：从原料来源、工匠责任到建筑流程，无不体现古代工程的严密组织。而1:1复原的地层剖面，则让公众得以“一眼看穿七百年”，直观理解城市是如何在时间中层层生长的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号JP24的解剖沟，深达4.5米，如同时间的切片。从地表向下，清代造办处作坊、明代大善殿基址、元代建筑基础层层叠压。清代灰坑打破明代房址，甚至穿透元代铺砖层，形成考古学上判定年代的“铁证”。这不仅是一次发现，更是一次对北京建都史的重新书写——红墙黄瓦之下，埋藏着元大都的根基。这项考古为何如此重要？它填补了紫禁城早期营建史的空白。过去，关于元代大都与明代紫禁城的关系多依赖文献推测，如今有了实物佐证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指出，这是“迄今紫禁城内时代序列最完整、学术意义最突出的考古遗存”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也认为，其地层叠压关系清晰，为研究古今重叠型城市提供了经典案例。尤其在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后，这一发现更成为支撑其历史连续性的关键证据。对普通人而言，这场考古带来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一种认知的转变。我们习以为常的故宫，不再只是明清两代的象征，而是自元代以来北京作为都城的活态见证。展览中展出的民窑瓷器碎片、匠人自制的骨牌，打破了“紫禁城=帝王叙事”的单一印象，让我们看到那些默默劳作的“打工人”也曾在此生活、饮食、游戏。历史由此变得可触可感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些发现是在不破坏地上文物的前提下完成的。考古团队采用“最小干预”原则，仅开挖必要探沟，一旦触及遗迹即停止下挖，确保原有结构不受扰动。这种“微创发掘”模式，使考古不再是“抢救性挖掘”，而成为一种研究性保护。通过多学科手段，土样浮选还原出清代匠人的饮食：家猪、羊、鸡是主食，偶有蟹钳、鱼骨与贝壳，说明他们也能享用水产。动物骨骼还被加工成“酒令牙牌”，成为工余娱乐的工具。冰冷的遗存，由此变得有温度。为何这片土地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层积？答案藏于古人营造的智慧之中。考古人员发现，明代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时，并未完全清除元代建筑基础，而是因地制宜加以利用。出土的绿釉龙纹砖、钱串纹砖等元代构件，被重新铺设于明代地基中，形成“古物新用”的独特现象。这种做法既节省工料，又延续了都城的地理脉络。而在明早期地层中，一座面阔九间的大型宫殿基础显露真容，其下由柏木桩、石板承台与砖砌磉墩构成，代表了当时最高规格的官式建筑工艺。2025年11月，“九重之下——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”在永寿宫开幕。展柜中，一块元代龙纹砖静静陈列，它的纹饰与金上京遗址如出一辙；旁边是清代钟表齿轮，泛着金属冷光。两者相距数百年，却同处一室，诉说着技艺的流转与文明的延续。这片土地曾制造皇家器物，如今它自己成了一件最珍贵的文物——一部埋在地下的紫禁城编年史，终于重见天日。未来，这样的考古模式或将被广泛复制。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表示，造办处项目的成功，标志着城市考古正从“被动抢救”转向“主动研究”。在北京这类古今重叠的城市中，每一次修缮都可能成为一次考古契机。而梅赛德斯-奔驰星愿基金的持续支持，则开创了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级文保的新路径。公益资金不仅用于发掘，还延伸至非遗传承与公众教育，形成“考古—修缮—传播”的闭环。